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曾国藩的一生除了在军事，学文方面的杰出表现，在看相方面也是佼佼者，而且还自创相书“冰鉴”。民间普遍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官场几十年顺风顺水，逢凶化吉，与他善于运用看相识人术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认为：“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也就是说，德优于才，贪图小利的人不可重用。选人用人之时，他要求尽量弃用那些官气重、心思多、投机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之人。为此他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在他看来，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个人不愿出仕者皆不可推荐。
曾国藩在拣选湘军之时，就仿效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做法，招募“以忠义之气为主”、最为淳朴的农民，并加以训练，而曾国藩帐下的将领，亦多为忠义血性之人，如江忠源、李续宾等人作战极为奋勇，“立功于天下，以节死义”，并最终获得成功。曾国藩认为，只要有了“德”这个良好的基础，适当加以培养，必定能成大器。
另一方面，凡是德行有问题的，他一律敬而远之。据史书记载：“旧传文正（指曾国藩）在安庆时，有乡人某来投，朴讷谨厚，将以试以事矣，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奕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因为看到此人吃饭时剔除秕谷，贪图享受，就认定此人品性不端，毫不犹豫地将其打发回乡。此人不是别人，而是曾国藩的亲外甥。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对品性的看重。
如何判定人才的道德品质呢？曾国藩在自己创作的相书《冰鉴》一书中指出，应该从神骨、刚柔、容貌、情态、须眉、声音、气色这七个方面来进行。他认为，观人应先观其“神骨”，即眼神和面庞，因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眼神清澈、坚定之人，往往品行端正；眼神浑浊游移之人，往往为“败器”、“隐流”。一个人如果天庭饱满，枕骨充实，太阳骨平正，眉骨明显但不过于突出，颧骨不凹陷，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国家的栋梁。在观察完面貌之后，要有考察这个人的脾气秉性是“刚”是“柔”，性格是否沉稳，思维是否缜密。性格过于刚硬，则难免粗鲁；过于阴柔，则易愚钝。粗鲁愚钝之人，皆难堪大用。只有刚柔相济，才能有所发展。“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亦即通过人的外在形态来体察其内在精气神，从而由表及里地洞悉其内心和志趣。虽然有点类似于“相面术”，其实也很有科学依据。
刘铭传受李鸿章的推荐，慕名拜访曾国藩。与刘铭传一起拜访曾国藩的还有其余两位书生。为测验他们三人，曾国藩故意在约定的时间里不露面，让三位客人在客厅里等候，自己却在暗中仔细观察他们的表现。结果其余两人都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唯独刘铭传平心静气地欣赏墙上字画。曾国藩出来寒暄后，询问客厅中的字画情况，只有刘铭传答得头头是道。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推荐，后来成为我国历史上的首任台湾巡抚。
在曾国藩看来，识人用人的目的，是为了“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由于出于公心，为国选才，曾国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称赞。经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宗棠，曾经一度因为一些过节绝交。但晚年和曾国藩之间有了矛盾，但曾国藩并不计较，也从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左宗棠。
左宗棠西征时，曾国藩尽心为左宗棠筹饷，并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结果为左宗棠在陕甘新疆立下大功。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常常喋喋不休。但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曾国藩却自叹不如左宗棠，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曾国藩去世，左宗棠送来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可见左宗棠也不得不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宽阔胸怀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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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相术口诀：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原文及译文如下：
第一神骨：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译文】
俗话说：“去掉作为谷外壳的糠，谷的精髓依然存在。”这说的是神。“山岳不崩塌，只是因为石作为镇压。”这说的是骨。一人的精与神，全在于双眼；一人的骨骼品相，全在于脸部。其他人（工农商军等）需要把身形与精神一起讨论，读书人要先观察他的神气与骨相，单刀直入，这是最重要的。
【解释】
俗话说：“去掉稻谷的外壳，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谷糠，但稻谷的精华--米，仍然存在着，不会因外壳磨损而丢失。”这个精华，用在人身上，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状态。
俗话又说：“山岳表面的泥土虽然经常脱落流失，但它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硬如钢铁的岩石，不会被风吹雨打去。”这里所说的“镇石”，相当于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骨骼。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只眼睛里；一个人的骨骼丰俊，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像工人、农民、商人、军士等各类人员，既要看他们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势情态。作为以文为主的读书人，主要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骨骼丰俊与否。精神和骨骼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察看人们的精神和骨骼，就相当于去打开两扇大门。门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发现里面的宝藏物品，而测知人的气质了。两扇大门--精神和骨骼，是观人的第一要决。
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器，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解释】
古之医家、文人、养生者在研究、观察人的“神”时，一般都把“神”分为清纯与昏浊两种类型。“神”的清纯与昏浊是比较容易区别的，但因为清纯又有奸邪与忠宜之分，这奸邪与忠直则不容易分辨。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表现。眼睛处于静态之时，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真情深蕴，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之时，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之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之时，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宛如瞄准目标，一发中的，待弦而发。以上两种神情，澄明清澈，属于纯正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善于伪饰的神情，一是奸，心内萌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总是像惊鹿一样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则是有智有能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则是深谋图巧又怕别人窥见他的内心的神情。具有前两种神情者多是有瑕疵之辈，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合而不发之人，都属于奸邪神情。可是它们却混杂在清纯的神情之中，这是现神时必须仔细加以辨别的。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听，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解释】
一般来说，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那种只是在那里故作振作者，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在那里故作抖擞，又可能是真的精神振作，则就比较难于识别了。精神不足，即便它是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但不足的特征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则是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尚未“收拾入门”，要着重看人的轻慢不拘，已经“收拾入门”，则要着重看人的精细周密。对于小心谨慎的人，要从尚未“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小心谨慎，他的举动就愈是不精细，欠周密，总好像漫不经心，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所谓的轻慢不拘；对于率直豪放的人，要从已经“收拾入门”的时候去看他，这样就可以发现，他愈是率直豪放，他的举动就愈是慎重周密，做什么都一丝不苟，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都存在于内心世界，但是它们只要稍微向外一流露，立刻就会变为情态，而情态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项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顶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后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贵矣。
【解释】
九贵骨各有各的姿势：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项骨平正而突兀；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真人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桂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又不陷不露；项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解释】
骨有不同的颜色，面部颜色，则以青色最为高贵。俗话说的“少年公卿半青面”，就是这个意思。黄中透红的紫色比青色略次一等，面如枯骨着粉白色则是最下等的颜色。
骨有一定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最为高贵，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恶骨，就是面再好也不如头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是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
第二刚柔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消息与命相通，此其较然易见者。
【解释】
已经鉴识神骨之后，应当进一步辨别刚柔。刚柔是五行生克的道理，道家叫做“先天种子”，不足的增补它，有余的消泄它，使之刚柔平衡，五行如谐，盈虚损益与人的命运相通，这是在对比中就能很容易发现的信息。
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顺而合。顺者多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金与火仇，有时合火，推之水土者皆然，此逆而合者，其贵非常。然所谓逆合者，金形带火则然，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上形带上则然，上形带水，则孤寡终老矣；木形带金则然，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此外牵合，俱是杂格，不久文人正论。
【解释】
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相仇关系，这种关系称为“合”，而“合”又有顺合与逆合之分，如木生火、水生木，金生水，土生金，火生土，这辗转相生就是顺合。顺合之相中多会致富，但是却不会得贵，即便偶然得贵，也总是浮浮沉沉、升升降降，难于保持永久。金仇火，有时火与金又相辅相成，如金无火炼不成器的道理一样，类而推之，水与土等等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就是逆合，这种逆合之相非常高贵。然而在上述的逆会之相中，如果是金形人带有火形之相，便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火形人带有金形之相，那么年龄到了30岁就会死亡；如果是水来人带有水形之相，那么就会一辈子孤寡无依；如果是木形人带有金形之相，便会非常高贵，相反，如果是金形人带有木来之相，那么就会有刀剑之灾，杀身之祸。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牵强附会的说法，都是杂凑的模式，不能归入文人的正宗理论。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合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半途必弃。观人所忽，十有九八矣。
【解释】
前面所说的五行，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即是所谓“外刚柔”。除了外刚柔之外，还有内刚柔。内刚柔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激动或平静的情绪和有时深、有时浅的心机或城府。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乐不可支，遇到令人恼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而且事情一过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粗鲁’。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其气质接近于“愚蠢”。遇到事情，初一考虑，看起来想得似乎很肤浅，然而一转念，想得又非常深入和精细。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其气质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成就。既粗鲁又愚蠢的人，刚柔皆能支配其心，使他们乐天知今，因此其寿命往往超过常人。纯奸的人--即大奸大诈者，其心能反过来支配刚柔，遇事往往能以退为进，以顺迎逆，这种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内心气质也粗鲁的人，只是一味地刚，做起事来必定要半途而废。--以上这一点，也就是“内刚柔”，往往被忽视，而且一般入十有八九都犯这个毛病。
第三容貌
容以六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胸腹手足，实接五行；耳目口鼻，全通四气。相额相称，则福生；如背如凑，则林林总总，不足论也。
【解释】
凡是现人形貌，观姿容以七尺躯体为限度，看面貌则以两只眼睛来评断。人的胸腹手足，对应都和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相互关系，都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的耳目口鼻，都和四气--即春、夏、秋、冬四时之气相互贯通，也具有它们的某种属性和特征。人体的各个部位，如果相一照应、匹配，彼此对称、协调，那么就会为人带来福分，而如果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使相貌显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其命运就不值一提了。
容贵“整”，“整”非整齐之谓。短不累蹲，长不茅立，肥不熊餐，瘦不鹊寒，所谓“整”也。背宜圆厚，腹宜突坦，手直温软，曲若弯弓，足宜丰满，下直藏蛋，所谓“整”也。五短多贵，两大不扬，负重高官，鼠行好利，此为定格。他如手长于身，身过于体，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罗纹满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矣。
【解释】
人的姿容可贵之处就在于“整”，这个“整”并非整齐划一的意思，而是要人整个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均衡、匀称，使之构成一个有机的完美的整体，就身材而言，人的个子可以矮但不要矮得像一头蹲着的猪；个子也可以高，但绝不能像一棵孤单的茅草那样耸立着。从体形来看，体态可以胖，但又不能胖得像一头贪吃的熊一样的臃肿；体态瘦也不妨，但又不能瘦得如同一只寒鸦那样单薄。这些就是本节所说的“整”。再从身体各部位来看，背部要浑圆而厚实，腹部要突出而平坦，手要温润柔软，手掌则要弯曲如引脚背要丰厚饱满，脚心要空，空到能藏下鸡蛋则佳，这也是所谓的“整”。五短身材虽看似不甚了了，却大多地位高贵，两腿长得过分的长往往命运不佳。一个人走起路来如同背了重物，那么此人必定有高官之运，走路若像老鼠般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又左顾右盼且目光闪烁不定者，必是贪财好利之徒。这些都是固定格局，屡试不爽。还有其他的格局：如两手长于上身（最好超过膝盖），上身比下身长，再有着一副上佳之骨，那么一定会有公侯之封。再如皮肤细腻柔润，就好像绫罗布满全身。胸部骨骼又隐而不现，文秀别致，再有一副奇佳的神态的话，日后必然志向远大。
貌有清、古、奇、秀之别，总之须看科名星与阴骘纹为主。科名星，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阴骘纹，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二者全，大物也；得一亦资。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时隐时见，或为钢针，或为小丸，尝有光气，酒后及发怒时易见。阴骘纹见于眼角，阴雨便见，如三叉样，假寐时最易见。得科名星者早荣，得阴骘纹者迟发。二者全无，前程莫问。阴骘纹见于喉间，又主生贵子；杂路不在此格。
【解释】
人的面貌之相有清秀、古朴、奇伟、秀致的分别。这四种相貌主要以科名星和阴骘纹为主去辨别，科名星在十三岁到三十九岁这段时间随时都可以看到，阴骘纹，在十九岁到四十六岁这段时间也可随时看见。阴骘纹和科名星这两样都俱备的话，将来会成为人物，能够得到其中一样，也会富贵。科名星显现在印堂和眉彩之间，有时会出现，有时又隐藏不现，形状有时像钢针，有时如小球，是一种红光紫气。在喝酒之后和发怒时容易看见，阴骘纹出现在眼角之处，遇到阴天或下雨天便能看见，像三股叉的样子。在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最容易看见。有科名星者，少年时就会发达荣耀，有阴骘纹者，发迹的时间要晚一些。两者都没有的话，前程就别问了。另外，明骘纹若现于咽喉部位，主人喜得贵子。若明骘纹出现在其他部位，则不能这样断定，也就是不一定会得贵子。
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口阔而方禄千种，齿多而圆木家食。眼角入鬓，必掌刑名。顶见于面，终司钱谷：出责征也。舌肥无官，橘皮不显。文人有伤左目，鹰鼻动便食人：此贱征也。
【解释】
人的眼睛如同面部的两方水潭，神气不深沉含蓄，面部就不会清朗明爽。鼻子如同支撑面部的山脉，鼻梁不挺拔，准头不学园，面部就不会现机灵聪慧之气。嘴巴宽阔又方正，主人有享千钟之福禄，牙齿细小而圆润，适合在外地发展事业。两眼秀长并播至鬓发处者，必掌司法大权，秃发谢顶而使头与面额相连，无限界，能掌财政大权。口吃者无官运。面部肌肤粗糙如桔子皮的人不会发达。文人若左眼有伤那么文星陷落而无所作为。鼻子如鹰嘴的人，必定内心阴险狠毒，喜伤人，（后面）这些都是贫贱的征兆。
第四情态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补神之不足。久往观人精神，乍见现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解释】
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余韵，常常能够弥补骨骼的缺陷。情态是精神的流韵，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要着重看入的精神；乍一放眼，则要首先看人的情态。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宦、硕儒高增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愈是矫揉造作，反而愈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志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报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解释】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周到的周旋态。如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来自于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连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反之，即委婉柔弱又曲意诌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都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材，谁会论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种忽地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探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低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土。
【解释】
前一章所说的，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缺乏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反以上三种人而求之，那么就几乎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第五须眉
“须眉男子”。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此言眉生早成，须主晚运也。然而紫面无须自责，暴腮缺须亦荣：郭令公半部不全，霍骠骁一副寡脸。此等间逢，毕竟有须眉者，十之九也。
【解释】
人们常说“须眉男子”，这就是将须眉作为男子的代名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还没有见过既无胡须又无眉毛的人而称为是男子。人们还常说：“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这两句话则是说，一个人少年时的命运如何，是要看眉毛的相，而晚年运气怎么样，则以看胡须为主。但是也有例处，脸面呈紫气，即使没有胡须，地位也会高贵；两腮突露者，就算胡须稀少，也能够声名显达；郭子仪虽然胡须稀疏，却位极人臣，富甲天下；霍去病虽然没有胡须，只是一副寡脸相，却功高盖世。但这种情况，不过只是偶然碰到，毕竟有胡须有眉毛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眉尚彩，彩者，秒处反光也。贵人有三层彩，有一二层者。所谓“文明气象”，直疏爽不宜凝滞。一望有乘风翔舞之势，上也；如泼墨者，最下。倒竖者，上也；下垂者，最下。长有起伏，短有神气；浓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剑者掌兵权，如帚者赴法切。个中亦有征范，不可不辨。但如压眼不利，散乱多优，细而带媚，粗而无文，是最下乘。
【解释】
眉崇尚光彩，而所谓的光彩，就是眉毛消部闪现出的亮光。富贵的人，他眉毛的根外、中处、梢处共有三层光彩，当然有的只有两层，有的只有一层，通常所说的“文明之象”指的就是眉毛要疏密有效、清秀润朗，不要厚重呆板，又波又一密。远远望去，象两只凤在乘风翱翔，如一对龙在乘风飞舞，这就是上佳的眉梢。如果象一团散浸的墨汁，则是最下等的眉相。双眉倒竖，呈倒八字形，是好的眉相。又眉下垂，呈八字形，是下等的相，眉毛如果比较长，就得要有起伏，如果比较短，就应该昂然有神，眉毛如果浓，不应该有虚浮的光，眉毛如果淡，切忌形状象一条干枯的绳子。双眉如果象两把锋利的宝剑，必将成为统领三军的将帅，而双眉如果象两把破旧的扫帚，则会有杀身之祸。另外，这里面，还有各种其他的迹象和征兆，不可不认真地加以辨识。但是，如果眉毛过长并压迫着双眼，使目光显得迟滞不利，眉毛散乱无序，使目光显得忧劳无神，眉形过于纤细并带有媚态，眉来过于粗阔，使其没有文秀之气，这些都是属于最下等的眉相。
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光、宜健、宜圆、宜有情照顾。卷如螺纹，聪明豁达；长如解索，风流荣显；劲如张戟，位高权重；亮若银条，早登廊庙，皆宦途大器。紫须剑眉，声音洪壮；篷然虬乱，尝见耳后，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辅须先长终不利”、“人中不见一世穷”。“鼻毛接须多滞晦”、“短髭遮口饿终身”，此其显而可见者耳。
【解释】
胡须，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无论是多还是少，都要与眉毛相和谐，相匹配。胡须多的应该清秀流畅，疏爽明朗，不直不硬，并且长短分明有效。胡须少的，就要润泽光亮，刚健挺直，气韵十足，并与其他部位相互照应。胡须如果象螺丝一样的弯曲，这人一定聪明，目光高远，豁然大度。胡须细长的，象磨损的绳子一样到处是细弯小曲，这种人生性风流倜傥，却没有淫乱之心，将来一定能名高位显。胡须刚劲有力，如一把张开的利戟，这种人将来一定当大官，掌重权。胡须清新明朗，象闪闪发光的银条，这种人年纪轻轻就为朝中大臣。以上这些都是仕途官场上的大材大器的人物。如果人的胡须是紫色，眉毛如利剑，声音洪亮粗壮。胡须象虬那样蓬松劲挺散乱，而且有时还长到耳朵后边去，这样的胡须，再有一副清爽和英俊的骨骼与精神。即使封不了千里之候，也能当十年的宰相。其他的胡须，如辅须先长出来，终究没有好处。人中没有胡须，一辈子受苦受穷。鼻毛连接胡须，命运不顺利，前景暗然。短髭长大了而遮住了嘴，一辈子忍饥挨饿等等。这些胡须的凶象，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用不着详细论述了。
第六声音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解释】
人的声音，跟天地之间的阴阳五行之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轻而上扬，浊者重而下坠。声音起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至舌头那里发生转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去，这一切都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密切配合。看相识入的时候，听人的声音，要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符合，但是只要听到声音就要想到这个人，这样就会闻其声而知其人，所以不一定见到其的庐山真面目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英才还是庸才。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喈喈混谈：市井之夫，何足比较？
【解释】
声和音看上去密不可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声产生于发音器官的启动之时，可以在发音器官启动的时候听到它；音产生于发音器官的闭合之时，可以在发音器官闭合的时候感觉到它。辨识声相优劣高下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着重从人情的喜怒哀乐中去细加鉴别。欣喜之声，宛如翠竹折断，其情致清脆而悦耳；愤怒之声，宛如平地一声雷，其情致豪壮而强烈；悲哀之声，宛如击破薄冰，其情致破碎而凄切；欢乐之声，宛如雪花千疾风刮来之前在空中飞舞，其情致宁静轻婉。它们都由于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扬而清朗，被列入上佳之口。如果是刚健激越的阳刚之声，那么，象钟声一样宏亮沉雄，就高贵；象锣声一样轻薄浮泛，就卑贱；如果是温润文秀的阴柔之声，那么，象鸡鸣一样清朗悠扬，就高贵；象蛙鸣一样喧嚣空洞，就卑贱。远远听去，刚健激越，充满了阳刚之气。而近处听来，却温润悠扬，而充满了阴柔之敌，起的时候如乘风悄动，悦耳愉心，止的时候却如琴师拍琴，雍容自如，这乃是声中之最佳者。俗话说，“高产畅言却不大张其口，低声细语牙齿却含而不露”，这乃是声中之较佳者。发出之后，散漫虚浮，缺乏余韵，象荒效旷野中的孤牛之鸣；急急切切，咯咯吱吱，断续无节，象夜深入静的时候老鼠在偷吃东西；说话的时候，一句紧接一句，语无伦次，没完没了，而且嘴快气促；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这几种说话声，都属于市井之人的粗鄙俗陋之声，有什么值得跟以上各种声相比的地方呢？
音者，声之余也，与声相去不远，此则从细曲中见耳。贫贱者有声无音，尖巧者有音无声，所谓“禽无声，兽无音”是也。凡人说话，是声散在前后左右者是也。开谈多含情，话终有余响，不唯雅人，兼称国土；口阔无溢出，舌尖无窕音，不唯实厚，兼获名高。
【解释】
音，是声的余波或余韵。音跟声相去并不远，它们之间的差异从细微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出来的。贫穷卑贱的人说话只有声而无音，显得粗野不文，圆滑尖巧的人说话则只有音而无声，显得虚饰做作，俗话所谓的“鸟鸣无声，兽叫无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普通人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声响散布在空中而已，并无音可言。如果说话的时候，一开口就情动于中，而声中饱含着情，到话说完了，则是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社会名流。如果说话的时候，即使口阔嘴大，却声未发而气先出，即使口齿灵俐，却又不矫造轻佻。这不仅表明其人自身内在素养深厚，而且预示其人还会获得盛名隆誉。
第七气色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享泰。是放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解释】
如果说面部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大命，那么气色则象征并体现着人的小运。大命是由先天生成的，但仍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小运也应该一直保持顺利。所以如果光辉不能焕发出来，即使是珍珠和宝玉，也和碎砖烂瓦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统罗和绵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二致。大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够决定一个人几个月的吉凶。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育、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解释】
气是一个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之神，在人体内部表现为人的精神，在人体表面表现为人的气色。气色有多种形态：其中有贯穿人的一生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少年时期气色为淡，所谓的淡，就是气稚色薄；青年时期气色为明，所谓的明，就是气勃色明；壮年时期气色为艳，所谓的艳，就是气丰色艳；老年时期气色为素，所谓的素，就是气实色朴”，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年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春季气色为青色--木色、春色，夏季气色为红色--火色、夏色，秋季气色为黄色--土色、秋色，冬季气色为白色--金色、冬色，”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月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每月初一日之后如枝叶盛发，十五日之后则若隐若现”，就是这种气色。有贯穿一天的气色，这就是俗话说的“早晨开始复苏，白天充盈饱满，傍晚渐趋隐伏，夜间安宁平静”，就是这种气色。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极大魁；黄翅入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解释】
对于追求科名的士人来说，面部气色应该以黄色为主，因为黄色是正色，吉色。如果有一道黄色的彩云覆盖在他头顶，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然会在科考殿试中一举夺魁，高中状元；如果两颧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登科升官或封爵受禄已经为期不远；如果命宫印堂呈黄色，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很快就会获得既能够致富又能够做官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即鼻子白润而净洁，那么可以肯定，这位士子必能科考入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即鱼尾部位红紫二色充盈，其状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可以肯定，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然能够顺利考中；命宫印堂，有一片紫色发动，向上注入山根之间，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利；如果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居中分隔开来从而互不连接，那么可以肯定，此人定会喜得一个宝贝儿子；如果两额部位红润光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的亲人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必然能够立功显名并发家致富。由此推而广之，足可以窥见面部气色与人的命运的关系的情形。
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后端。然亦不同：心事优势，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有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赤页)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三矣。
【解释】
面部气色忌讳青色，也忌讳白色。青色一般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的眉梢。它们的具体情形又有差别：如果是由于。心事忧烦困苦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多半既浓且厚，状如凝墨；如果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轻重不均，状如浮烟；如果是由于嗜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势如卧羊，不久即会消散；如果是由于遭遇了大灾大难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惨如枯骨，充满死气。还有青中带紫之色，如果是金形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之色，上形兼金来人面呈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都是特例，不在以上所论之列。而最为不佳的，则是以下四种气色：“白色围绕眼圈，此相主丧乱；黑气聚集额头，此相主参革；赤斑布满两颊，此相主刑狱；浅赤凝结地阁，此相主凶亡。“以上四相，如果仅具其一，就会前程倒退败落。并且接连遭灾遇祸。
看了上面的中国算命最厉害的大师们的介绍后，是不是感觉这些算命大师真的好厉害，其实凡事都讲究天赋，也讲究刻苦与努力，比如前面说的许负，就是很有看相天赋，虽然这些名垂千史的算命大师们运用的算命技术五花八门，但也可以间接的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你学的是哪门技术，都是要学得精通，才能让众人折服。
清代名臣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常微服到官方暗访。有一天曾国藩在熙攘的人群中慢慢走着，猛见街口有一算命摊，卦旗上写着“拆字看相”四个大字。曾国藩一时兴起，便向那算命摊走去。算命师长教员见来了客人，忙起身打召唤：“这位客长，您是看相，仍是拆字？”
“拆字。”曾国藩绞尽脑汁随口回答。
“宴客官赐字。”算命师长教员翻开砚台，递过羊毫。
曾国藩提笔蘸墨，在纸上一蹴而就写了个“人”字，随行将笔搁在砚台上。没料想那笔没搁稳，竟从砚台上滚落下来，停在刚写的字上。
算命师长教员一看，大吃一惊，又低头打量了一下曾国藩，赶忙谦和地见礼道：“曾大人，恕君子无礼，敢问大人问的甚么事？”
曾国藩一怔，没想到此人能识破自己的身份。但他表面不露神色，淡然一笑，道：“本人无事，只随意看看。”
“那好，不远送大人。”算命师长教员不再多问，机敏地拱了拱手。
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曾国藩拆字
目送曾国藩走远，算命师长教员心里真实受惊不小：当朝重臣微服拆字，究竟是福是祸？正思忖间，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穿戴绫罗绸缎的人，带着两个侍从分开摊前。那人一下台，便高声呼喊：“闪开，闪开，大爷要拆字。”未等算命师长教员启齿，就抓起桌上的羊毫，在纸上画了一个“人”字，随即把笔扔在纸上。
算命师长教员看了来人一眼，讪笑一声：“小子莫在这里恃势凌人，归去好好服侍你的主子。”
那人见算命师长教员拆穿他的内情，顿觉脸上无光，赶忙带着侍从兴冲冲地走了。
过了不到一个时分，摊前又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那男人虽衣着鲜明，但面色昏暗，两眼无光，行动鄙陋。算命师长教员问明来人要拆字，便递过羊毫，要他写在纸上。
“我没读过书，不会写字，口述能够吗？我想测个‘人’字，问往常的休咎。”
算命师长教员点点头，对男人说：“按你刚才报的字来看，你的祸事并未脱身，另有监狱之灾。”
来人一听，大吃一惊，赶忙回身走了。
暮色快要，算命师长教员正要收摊回家，过去一名清癯老者，自称是曾府的师爷，说曾大人请师长教员到贵寓一叙。算命师长教员看来者似无恶意，便随师爷分开曾国藩府第。
在书房里，曾国藩笑着对算命师长教员说：“本官今日上午到师长教员摊上拆字，师长教员是怎样看出本官身份的？”
算命师长教员躬身答道：“君子不才，说出来大人莫怪。大人来拆字时，我看大人唯命是从，威仪特殊，已有几分敬意。大人所写‘人’字，坚毅有力，恰是广为讴歌的‘曾体’。那笔滚落下来，横在人字上，正暗合‘大人’之意。另从大人讲话口音来看，定是湘籍官员中‘曾、左、彭、胡’四位大臣中的一个。再根据大人的年岁和苍生对大人容颜的描画，因而敢大胆判定是大人无疑。”
曾国藩听了，连连点头。又说：“厥后又有两人到师长教员摊上同测‘人’字，实不相瞒，皆为我所指派，不知师长教员又是怎样识破他们的？”
算命师长教员答道：“那师爷虽穿戴华贵，又有侍从在后，但其举止粗暴，短少教化，所写之字歪倾斜斜，绝非念书仕进之人。尔后笔搁纸上，正巧竖在人字中间，构成一个‘小’字，暗喻来人出生卑微，因而断定他是官府衙门里的主子。至于阿谁监犯，君子见他肉体疲倦，面孔无光，远处又有两个捕快盯着，因而推测他是个在押的监犯。别的，该人不会写字，只口述一个‘人’字。口里加人，岂不是一个‘囚’字？”
曾国藩听了，心里悄然信服算命师长教员的观察才干和分析才干。曾国藩历来是个爱才之人，见算命师长教员机敏过人，便把他留在府中作清客。
他知晓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理论。
他会算卦，常常自己占卜休咎。
他置信托梦。
曾国藩宗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宅兆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佳耦因此以为这是招致季子夭折的缘由。曾国藩因此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树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置信扶乩。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时期，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猜想曾家家运怎样。一名到差途中的城隍神降落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浩劫。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真死于乱军当中。曾国藩晚年常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气的存在。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志中写道：
因各营得病者太多，且乡下住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他信关公。湘军攻陷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谨慎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天子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衷所说，天京之役的战功章中有关公老爷的一半。原本，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气候酷热，人不能堪，承平军顺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取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听说关公亦怅然脱手，扫去暑热，辅佐湘军成此大功。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季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很是善良。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房屋，择花圃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洗澡，灯后拈香施礼”。纪鸿康复后，曾国藩在日志中总结缘由，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医生和痘神的通力协作：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干练精慎。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仗十余万。当时又“以二令媛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玄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只亲至庙内拈香星期，还特别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有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用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朝父母官员公事范畴内的正常举措，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蒲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二旬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寺神祠。”
三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此中更大有迂回。
居京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活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外一方面也热情功名。为求官运利市，对宦海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仆从陈升在吵嘴以后一怒告退。五天之后，朋友给他引见了周某做仆从，曾国藩调查收用后，顿时将这人更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志中说起的五个家丁，还区分叫做“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不祥讲隐讳，与绝大大多数权要普通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活中曾多次搬场，阅读这一阶段日志，我们发现找屋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很多的时间和肉体。有几回搬场是由于官越做越大，愈来愈讲究面子排场；而风水休咎方面的思索则是另几回搬场的主要缘由。由于听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毫不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屋子，因此“至琉璃街看屋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房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固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彩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消弭了租这套屋子的动机。他在日志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不祥，恭人殉节……事前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访问。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有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欠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屋子冬间不成寓居”，曾国藩由于“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难免为所坚决”，问他怎样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两月倒霉搬场，因此必需于当月搬场。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很多天四处奔跑找屋子：“找衡宇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初，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究竟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居处，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朝之后大兴于官方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期，浅显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场、迁坟、嫁娶，与地盘相干诸事，无不用乞助于风水实践。风水师长教员因此同样成了抢手职业，为了寻觅一块发家葬地，很多人家不吝让尸亲久厝，败尽家业。生活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斯热衷，曾国藩关于室第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成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做京官时期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贤人”，并没有几多余力研讨风水。别的，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固然识字未几，却很有些拙劣的见识。曾国藩一生敬仰这位很有主见的祖父。这位白叟在村庄里以“三不信”知名：不信僧人、羽士、巫师，不信风水师长教员，不信医生。想必他终身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哄人花样，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棍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由于星冈公的影响，也由于对风水休咎之验并没有切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立场是适用主义的，谈不上坚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发作“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置信了风水。
四
很多人对“超自然力气”的科学，都是源于自身阅历。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立场产生了很大改动。
道光二十六年玄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逝世。关于祖母的葬地，曾家产生了猛烈争辩。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以为木斗冲中央狭窄，且风水欠安，都不同意。弟弟们还特地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同意祖父的主见。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实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需“眼前宏敞”，有足够的中央树立牌楼，而“木斗冲范围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楼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冷静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贫贱不祥，但求无水蚁无善良，眼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怎样”？
可是性情强硬的祖父顽固己见，绝不坚决。对风水本不那末在乎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谨记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讲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天文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必将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一定吉乎？自今之后，不用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其自然。
也就是说，风水休咎之说，是“天文”；而孙子服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天文”与“天理”产生抵触时，作为程朱信徒，固然应中选择后者，况且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样能由于这个事惹他赌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丧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利，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骤升至二品。”祖父康复了，搅扰曾国藩多时的风湿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类好运仍然不时：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固然更关键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之前固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不时“存而不论”。此次“切身阅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明显，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斯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以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以为此地风水欠安，差点和祖父抵触起来。而历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中央，居然是如斯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不祥如斯，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能够人力参与其间。”
固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千万不成更动。他叮嘱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千万不成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窄，“便当立牌楼，起诰封碑亭，亦便当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系格式和家庭光荣所关，不能不修。他的处置计划是将来将祖怙恃区分掩埋，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成不修，而祖母又不成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阅历此预先，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科学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逝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匆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海军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固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前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著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仍是没挑到各方面都契合请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愁闷地说：“吉壤可贵，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容易易。”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分开故土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医生、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以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叮嘱弟弟们再接再砺，乃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势必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放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意进修，为二亲求一佳城，不用为子孙贫贱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赌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此中……诸弟若能经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衷之疚可少释耳。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坚信非常了。
五
有人以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斯热衷风水，似乎不是甚么荣耀的事。
真实这是一个歪曲。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天职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系统以内的一个光明磊落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以外，存而不论”不一样，理学家们恰恰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首要缘由有二：第一，理学衰亡的原动力是为了与释教对立。释教实践宏阔奢华，特殊是详实阐明了人身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收了大量信众。孔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请求打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参与天道、生命的范畴，创立一个能够阐明一切宇宙现象的实践系统。第二，儒家学说创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夸张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殊当回事。孔子固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不然，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惟，补偿孔子之缺乏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能不“格”得非分特别用力。
问题是现代人“格”物，能够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固然也很拙劣，不过中世纪之前的聪明与近代常识系统毕竟不成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知名，也就是说，倡导经过研讨细致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当代的见地，问题是他的操作思绪真实太前当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经过研讨生物头部的朝向，弄分明了人、植物、动物的本质差异。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允端直，以其受六合之正气，所以识事理，有常识。物受六合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他说，天圆中央。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竖立在六合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六合之正气，有常识，识事理。而其他植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六合之偏气，只通得一路常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敬（前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奠（獭喜欢将鱼陈列在岸上，前人以为是在祭奠），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白叟家格出来的“事理”。站在他白叟家肩膀上，你能希冀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一场大病，甚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想办法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固然力所不逮。有力阐明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初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实践。而这“气类相感”的实践，微风水实践又恰恰合拍。
理学以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阐明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集而成的。
六合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比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人死了，灵魂之气并不是一会儿就散尽，而是慢慢消逝兼并到大化盛行当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串，没消逝前，是能够感应到子孙的祭奠的：
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道理，似乎很庞杂，又似乎很容易。既然人身后“灵气”其实不会顿时毁灭，那末必定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前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能够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中央，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阐明风水的。朱熹以为，在一个能藏聚六合平和灵秀之气的中央树立室第或者宅兆，对生人的肉体形态和死者的魂灵安定都会有出色的影响。宋孝宗身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见举全国方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由于天子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度大计。他说：
……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尸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尸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奠不停，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沦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浩繁派系对风水因此不时争辩不时。理学的基本实践是人只需体认心田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用惧怕和祈助甚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必定的“理性主义”品德。张载就对风水之说五体投地：“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缺乏取。”程颐也以为，葬地只需满足以下五个前提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路途，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想经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儿女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但是，毕竟朱子对后代影响最大。风水之说固然发端甚早，倒是在宋朝之后得以流行，这首要得益于朱熹供应的“实践支持”。
六
曾国藩的天下观基本创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置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笼统其实不抵触。理想上，曾国藩也曾经努力于研讨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同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只不过“研讨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科学”问题上，我们必需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心主义”教育，置信人身后没有魂灵，置信宇宙来源于一次大爆炸。但是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好不一样。他生善于一个充溢科学的状况，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内外的内容；天圆中央、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脑筋中的宇宙图景。很多我们今日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学问，对他们来讲都是永世难明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最少是路灯的映照之下，而他生活在暗中苍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当中。生善于充溢科学的状况，近代之前的中国人完好不“科学”的，真实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妥协”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本年复请入城；徐总督料理有方，外夷服气竟不入城，今后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比年运气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本年气候，果为昌泰，诚国度之福也！
道光天子常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天子命运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季才干恶化，果真二十九年终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切肤之痛，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权，这也是“科学”对传统政治的巧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状况下，朱子的天下观垂手可得地降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实践。他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接下来另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实践。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信中这样谈论怎样改进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面前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的亨衢，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墈下，在檀香嘴何处架一小桥，由豆土排横穿过去，其三角丘则多种竹树，上接新塘墈大枫树，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
这类布置依据的就是朱熹“藏风聚气”的阳宅风水道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以为左近彭姓山地内有一处吉壤，想买下来作为曾氏家族坟场。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表达见地：
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干田十亩。男思好地峰回气聚，其田必腴膏，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硗田童山（山无草木曰童），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穴矣。大致凡至一处，感到气概聚会山川盘绕者，乃能够寻地，不然难免误认也。知广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干田十亩之说，故进此说。
这番谈吐所依据的是朱熹的“山环水抱”说。
传统时期的“风水师长教员”是分条理的，很多士医生都基于“义理”，对风水深有研讨，比如，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和他在为父亲寻觅葬地时请的新宁知县良久霞等人。在京城时，他之所以置信帮他看屋子的王继贤，是由于王氏学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释风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国藩理论上是将风水份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朱子风水实践指点下的“学术风水”。另外一类则是以那些不学无术的“地仙”为代表的“愚笨风水”。他是置信前者而轻视后者的。乡下那些专以踏看坟地为生的风水师长教员，大多数是半文盲，画虎不成，言语猥琐，对他们，曾国藩和他祖父一样，是看不起的。经过这样的分类，曾国藩将自己的置信风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和谐分歧起来。曾国藩的妻弟欧阳凌云对风水极感兴味，学会了为人看地，乃至方案以此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叮嘱他们劝止凌云：“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知很多，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成不力阻凌云也。”
七
曾国藩因祖母之丧对“风水说”发作的坚信并没能不时不时下去。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不久产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发作了深深的狐疑。
就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以后不久，湘军在三河战争中遭受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失落于乱军当中。预先曾国藩极力搜索，只找回一具无头之尸。
这是几十年来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惨祸。极重情同手足的曾国藩欣喜若狂。在接到曾国华失落之信确当日“万感交集，今夜不寐”。此后连续多日“心境极恶”，“悲痛填膺，减食很多天”，乃至“不能办一事”。
离家之后，曾国藩不时由于怙恃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失掉曾国华的死讯后，他的第一判别是风水而至。曾国华生前曾力主为怙恃改葬，因此曾国藩顿时写信抵家里，请求尽快实施改葬：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干，则改葬能够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干，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说这件事足以使曾国藩死心踏地地科学风水。可是静下心来，曾国藩想起这一年四月他还家居湘乡时产生的一件怪事。
事前曾国藩闲居家中，整天无事，风闻曾国荃家人请人来扶乩，也步行赶去凑繁华：“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
扶乩和算卦一样，是旧时人们卜问休咎的经常运用办法。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划字，听说划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教唆。
事前湘军刚才攻陷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能够逆流东下，矫捷毁灭承平天堂。不意扶乩的结果却十分不不祥。
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灯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成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全国，即为曾宅言之。”
扶乩失掉了一个非常不不祥的“败”字。曾国藩大惊，以为刚才取得九江大胜，怎样会出来一个“败”字？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与九江之胜有关。曾国藩问，九江初克，命运正好，“败”字何指？乩又判到，这个“败”字不单关系到全国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曾家人“又问仙何人何职位今欲何往”，也就是问降下这一预言的是哪路仙人。“仙自称名为彭或人，河南固始人，生时官都司，死于咸康年固始之难。现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到差途经如此。”神仙自称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咸康年间的一个都司，死于战乱，刚被上天录用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在到差途中途经湖南，所以下来降言。
事前曾国藩听了以后，固然“凛然神悚”，然终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将仙人的预言置于无可置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成喜也”四字契合，难道数皆前定耶？
多年以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以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斯，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这件事使曾国藩置信，溟溟当中，“风水”之上，有更奥妙、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比较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敬倒是儒家毫无争议的天下观基础。早自殷周时期，人们就置信天是故意志的人格力气，主宰一切。“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孔子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之言。”（《伦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伦语·尧曰》）
所谓“命由前定”，天之高尚宏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贰三心二意。仙人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命，人力的妙策营求对溟溟天意是起不到甚么用途的。
由于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实行了一次深化思索。他重新回想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落发运中的这样一个纪律，即咸康年以后，每当大自得以后，必有大得志相随。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不时江河日下，而自从咸丰天子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纪律变成大喜与大悲交错：他非常艰难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碰到了母亲之丧。他刚霸占武汉田家镇，湘军声誉达于顶峰，紧接着就碰到海军大北。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停顿顺遂，不意父亲突然逝世。本年曾国荃霸占吉安，声明大振，不意顿时碰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产生的诸种不祥，不过是第一波大自得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自得后的大得志。祖先葬地，似乎不是决议性的缘由。假设祖怙恃所葬之地果真是如今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故家中会屡次呈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神仙半年前昭示，则即使在厥后Mobile怙恃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样能够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议和改动？假设那样，上天岂不是太随便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厉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志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之变。全国万事皆有前定，涓滴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繁思虑亦何补邪？
“天命”之说，今后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微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多难多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大多数中国人一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幻化，祸福之朝夕，运气之无常，自身之微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全球运气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运气。甲骨文中绝大局部外容都是猜想休咎，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志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运气与鬼神，奥妙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常常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运气，却信鬼神。老子以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见要依从运气，“知其不成何如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白主见人要依从运气。
程朱理学衰亡以后，也承袭并展开了孔子的天命实践。我们说，性情决议运气。而朱熹说，运气决议性情。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运气，也完好是由所禀之气决议的。“人之禀气，贫贱富贵长短，皆有定命寓此中”，“贫贱、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成移易者”。以孔子为例，他白叟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贤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位置不高，一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先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理学家以外，历代名人热中谈命的另有很多。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代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运气的兴味，因此可知一斑。
但是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实践上是“谋事在人”主义者，非常推重意志的力气。他以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无动于衷，谁能御之。”
他置信，人的运气首要把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关于蓬勃的向上意志迫不得已。仰仗自己的意志力气，能够洗心革面成为完人，能够成果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昼夜孳孳，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成为。”“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然后不忝于怙恃之生，不愧为六合之完人。”恰是这类见地鼓舞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吃苦修身。青年时期曾国藩偶有几回谈论运气，都是为了安慰鼓舞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贫贱，悉由命定，涓滴不能自立。”但是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成稍生妄图”。关于功名贫贱，不用焦炙妄图系心萦怀，而是将全部肉体用于进德、求学。所以曾国藩此时的运气观，仍是为他的个人斗争观效劳的。
草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一切，有的只是意志。他置信超人仰仗意志，他能够在大清王朝的紧要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恰是这类唯意志论的自信心，支持他穿越了本不成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墨客，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在湘军连获败仗之际，曾国藩一度睥睨自得，予智予雄，“自傲身手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对自己的客观能动能量相当自傲。以为“全国事果能坚贞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可是从阅历咸丰七年被天子免除回家的大曲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之后，“天命”二字Start呈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锤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戒，始知自己身手往常之至，昔年之顽强，难免客套用事……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终身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天子，斗争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朝上进步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凡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逐日“心中纠缠，时忆旧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运气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形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迫不得已。极端痛苦当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援救心机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前人五花八门的运气给了他有数的慨叹。十分多时分，人的尽力和播种是不成比例的。运气的不服其实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声，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恶同时同位同，而显晦迥别，或沉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彼各有幸有不幸，于来者何与？”也就是说，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隽誉。有的人材华横溢，却受尽辱没。有的人，终身苦心研讨，学有所成，终极成果却被天下埋没。有些人，实质、才干、时期、位置都类似，终身运气却迥不相似。
而揆诸自身，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他的终身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胜利，考进士也落榜两次，可谓运气淹蹇。在出路茫茫之际，他怎样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自己的运气又变得出奇的顺遂。
二十八岁那年，他究竟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来没甚么希冀进入翰林院。听说是由于朋友苦劝才委曲参与了朝考。结果，朝考绩绩却出奇好，列一品级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殊提为一品级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进修。这在事前，绝对是一个小几率事情。
这已然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知道，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活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检查，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朝为农家子，暮登皇帝堂”，这是他第二个想不到。
昔时的同窗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量。和自己的朋友比起来，自己也算不上何等出色。宦途成果如斯出色，莫非仅仅是自己的客观斗争，而没有上天的布置吗？
分开北京后，他又碰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承平军攻入湖南前，他历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兵戈，而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人起义战争中另外一方的第一配角。
假设说承平常代，一个人的生活故步自封，对运气的主宰力气感触感染其实不剧烈的话，大范围的军事战争却常常令人成为运气的信仰者。所谓胜负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经常大起大落，忽而势不可当，忽而堕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沙场上，人们很随便觉得到自己是被溟溟中一种更弱小的奥妙力气所玩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言，以为必死无疑，终极却频频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贫贱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想旧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察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那里，完好是由地形决议。自己真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运气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历来高难问。理想上，那位天上的奥妙人物，常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议。人的侥幸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明白。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平步青云，看起来运气对他们很宠遇，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平常”。也有一些才干超群克意朝上进步者，一生不得发挥，却侥幸地逃过了骚动，得以享尽天算。“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荣，以昌厥后而永其年。”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索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实践上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故万端，隽誉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绝对的观念来对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别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之前那样一味顽固功名。假设把气度放大到宇宙天下层面，则人世小小荣辱风云何足道哉。
看破了这一点，曾国藩感到自己的肉体境地又进步了一层，定力大大增加：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册本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故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擅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似乎是为了嘉奖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乎意料的办法改动了曾国藩的运气：他本以为此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创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由于此时合理承平军内哄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然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承平军权利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从头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愈加稳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信，会发现一个清楚的特征：曾国藩终身，每于人惹事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同样成了他用来安慰引导曾国荃心机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矫正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置大事时变得慢条斯理。他不再以为，王朝的运气能够由他一手左右。他置信，承平天堂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几多年，这些太大规范的事情，不是某一个人乃至某一个团体能够决议的。在这些大事情面前，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条理力气，个人所能发扬的用途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畴内尽自己的才干而已，而不用庸人自扰，将太多没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昔时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斯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这人力也。至因此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苍天而无所容心。
事前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境焦躁，行将抱病。曾国藩写信通知曾国荃，承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六合间那奥妙的鼎力气决议的，个人能发扬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台甫，全凭天意主见，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请求曾国荃将可否攻陷南京“付诸可必不成必之数，不敢涓滴代上帝张”。曾国藩说，战争当中，人只能全力发扬自己的主动肉体，“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救济，痛剿援贼，此能够人谋主见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没有损折”，“此皆由天意主见者”。他这么说，是生怕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烦，不择办法，蛮力强攻，致出风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检验来比如天京之战：“比如场屋检验，文有理法才干，诗不错平仄低头，这人谋主见也。主司之弃取，科名之早晚，此天意之主见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气眼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尽力，不成企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想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很有代上帝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陷天京后，朝廷打压罪人，故意表扬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劝导他说：“汝虽才干，亦须让一半与天。”意义是湘军攻下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不是满是你的身手，因此没有甚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抵达甚么程度，不完好是由自己能决议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用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欠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时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未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云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乃至“老奸大奸”，辅佐他胜利地处置了功高震主以后的君臣关系。
十
跟着阅历加深和年岁增加，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愈来愈一定，或者说，他对天命愈来愈科学。
他Start置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运气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以为，关于犯罪立业来讲，“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厥后又以为关于事功来讲，人力所能起到的用途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特出宇宙者，不过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天资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命运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
以身旁的例子为言，当承平军衰亡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茂发、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妥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承平天堂，但由于“事会未至，穷全国之力而无怎样”。那时承平天堂权利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厥后取胜，与承平天堂内哄及前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干。“及贼势将衰，诸酋次序递次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后来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然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想旧事，他愈来愈认同，人的客观尽力能发挥的范畴真实相当狭隘，状况和机遇远比人的尽力主要。运来六合皆同力，运去好汉不自由。没有阿谁命运，一个人再挣扎斗争也无济于事。
关于自己终身功业，他以“命运”总结之：
其初料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匪贼，厥后四方多故，事会左近，遂有不克中缀之势。国度……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平民徒步以取将相，特借不才以发其端。其间聚散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
这此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十一
假设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运气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但是，晚年曾国藩对运气的科学却逾越了合理界限，抵达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有时他乃至以为，人就是一个“命运口袋”，一切皆是命运为之。“人生皆命运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命运。”一个人终身寿命、安康、穷富、贵贱，以至赌钱的胜负、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运气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
他科学到这样的程度，致使于提出“不信书、信运气”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终身三变》中说：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改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命运；公之言，告万世。”
不信书，代表他不置信任何后天的尽力斗争能够改动既定的运气。信运气，代表他以为运气是决议一切的。而“公之言，告万世”，则阐明这是他终身的最初结论，不再更改。
假设我们由于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讪笑曾国藩愚笨掉队，无疑是不恕不妥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谋事在人，是客观能动性。可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不自量力而已。人与天，客观与客观，固然是后者弱小于前者，正仿佛主人弱小于宠物狗，科学家弱小于他制造的机械人，宇宙弱小于一个原子。再刚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者，最初都会收回天命难知的慨叹。
这一悲怆的宣布，理论上是曾国藩晚年绝望心机的一种表现。
固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情经常堕入悲观落漠当中。这既有个人家庭要素，也有对国度出路的绝望。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运气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老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身的君子。但是女儿个个运气凄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纵容凶恶，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纪静在夫家受尽了繁华，年仅二十九岁就逝世了。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长大后却平凡懒散，了无赌气，纪耀闷闷不乐，一生未育。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游手好闲，其母又强悍苛刻。更想不到的是，刚降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悲伤不胜。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孱羸，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屋……越到晚年，阅历越深，他越坚决了青年时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自信心。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十分多时分是不讲事理的，或者说，上天的“事理”逾越了人类能理解的规范。他讪笑佛家“因果”之说，讪笑那些“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之人。
而国度的近况，更让他悲伤。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弘愿，并为此辛劳斗争了终身。但是在垂暮之年，他蓦地发现用尽终身肉体换来的“同治复兴”不过是一片虚伪兴盛。他遵照贤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抵达“为六合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承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时陆沉，自己却力所不及。他以一人之力，没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构成的弱小颓势。终身的斗争，最初竟然如拔刀斫水，其实不能涓滴影响水之东流。
自诩为“英雄”，“生平顽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昔时的英气。绝望和失望成了他晚年性命的主颜色。他常常和身旁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代的出路，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昼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他对晚清代廷上下自始自终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终身灯蛾扑火式的尽力深为失望。“晚年常多悔惧”，“最近几年焦炙过量，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偿无术，日暮道穷”之际，难免越发以天命说来排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志中写道：
不特贫贱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性之树立与否，亦泰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固然如斯深信天命，曾国藩终身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志中写道：
贤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说，固然天命决议一切，可是贤人们仍是要掩耳盗铃地倡导谋事在人，通知别人置信运气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历来不向众人揭开运气难违的凄惨***，不然，性命这场游戏，就完整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固然深知天命不成违，仍是以“知其不成而为之”的斗争肉体垂范后代。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他招认弟弟所悟是对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成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斯立言耳。”但同时他又提示到：“季弟天禀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心爱。然料理营中大事，经历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以后曾国藩的行事战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遣心中的困惑愤激，以天人感应说来鼓舞自己继续斗争。
鉴于这类思索，曾国藩从不在世人眼前谈论天命，即使暗里谈论，也总不出心腹僚属的小圈子，而且多在预先。他愈是觉得“天命难违”，愈是夸张客观意志的用途，乃至抵达极真个程度。“志之所向，无动于衷”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鼓舞年老人的。
固然知道事不成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日薄西山的颓势一心一意，死然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志中写道：“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成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半晌不休。他说：“乱世创业垂统之好汉以襟怀开朗为第一义，季世扶危救难之好汉，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荃被录用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过‘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这并不是美丽话，理论上，他不时是这样做的。固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招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措辞”，他却仍然尽责尽责地为国任务，一点也不偷懒。
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劳劳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战书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色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大事不用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习尚，细大不捐，亦无可信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隶，“私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镇日无半晌念书之暇”。固然抱怨“仕进如斯，真味同嚼蜡矣”，他却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当中清算积案三万多件。另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效果。
十三
晚年曾国藩的天下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左右开弓。他依然置信风水的存在，也置信因风水而得贫贱的理想。由于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道理推论出来的结论，况且另有他另外一次“切身体验”作为证明。
那是产生在祁门县的事。安徽祁门清初中过举人，厥后一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今后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以县城狭隘，并没有“形胜”，因拆毁城墙。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东南城，岁岁出科名。西北留一节，贫贱永不歇。”说来奇特，此后仅甲子科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由此愈加以为，风水之说绝非无稽之谈。
因此曾国荃担负湖北巡抚同捻军交兵屡遭惨败后，曾国藩推测，这或许是由鄂抚衙门不不祥酿成的，敦劝曾国荃移贡院。
但更多时分他更坚信，正仿佛天命是人不成左右的，能不能失掉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理论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常常都是得自无意之间，上天必定。故意营求，是难于获得清楚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类办法分歧了起来。他说：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富贵之家，无心得之，至贫贱成名以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亲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缘由，他以为是既然故意求贫贱，则“皆难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该也”。
所以他厥后虽仍未放弃改葬怙恃的设法，可是已然不再顽固于寻求贫贱功名的动机，而只需求葬地能使祖先尸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祖先之魂灵能安定适意而已：“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贫贱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停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成得。”“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弭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掌管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对风水说的掉以轻心，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表现出来。早年曾国藩固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成动，但厥后究竟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同。
十四
同时他仍是置信鬼神的存在，特殊是同治元年的一次“奥妙体验”，更让他置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旬日那天早晨，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剧烈的檀香味，而讯问身旁人，并没有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致使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没有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信中又一次谈起此事，以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奇特之说，而八年蒲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必败，后来果有三河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阐明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以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血根本之地，不遗余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成解。闻弟最近几年好帮讼事，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的中央，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参与一些“科学”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屋，焚香祈祷，下雨以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早晨常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但是，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然不再像之前那样希冀“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义务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惟中相互抵触的各类说法，皆并存于他的脑筋中而不悖，仿佛十八般兵器枚举库中，在必需时随手拈来。由于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关于“功名贫贱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之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分，他对“科学”之说已然不再那末尊崇。在很多工作上，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成。
同治元年十仲春二旬日，合理金陵久攻不下，虎帐疫疾盛行，曾国葆染病身故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老婆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忧曾国荃的运气，请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来岁断不成兵戈亲身出队，话语颇不不祥。九娣妇***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旁处事如此。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怎样退得？亦无他人能够接办。只好不切身督队，非分特别警觉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成信。若果可托，则全国每一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以后，他对风水及其他科学活动的批判Start增加。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常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峻地批判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逐一影象。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本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医生第做道场二次，另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令媛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两者，弟历来不甚深信，克日亦难免为习俗所移，之后尚祈高见坚决，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全国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因此可知，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然以批判为主了。
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侄说起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经常劝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高见定志，确乎不成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
全国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十五
既然置信魂灵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思索。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知晓相地之法，在曾国藩逝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晤，见曾精气大衰，预见其不久于人世，毛遂自荐请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怅然赞同。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周围翻山越岭，经过千挑万选，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光胜景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它“南连华盖，下瞰涟水”，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外一个知晓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葬于此地，听说可保家族兴隆，万年不衰。他还经心撰写了《东台山舆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各种优秀的中央，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毅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舆图说》后，曾国藩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地点，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听说这个标的目的“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世人所瞩目。假设葬在这里，或答应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此外家族人材继起。
故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覆信中说：
此地即为公会地点，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
他又阐明自己寻觅葬地的准绳说：
不才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多端巧取而得，苛于情面万无妨碍，方当营度，不然不为委曲。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这一选择，反响了曾国藩晚年信条：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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